孙建江:“百年百篇”传承红色基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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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5-28

孙建江: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格局,概而言之,可做以下的表述,即:以教育型为主,以温情型、游戏型为辅,兼及其他类型。

鲁迅曾说:“叶绍钧先生的《稻草人》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。

”1923年,叶圣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童话集《稻草人》,这本薄薄的童话集,为日后中国儿童文学的两个重要类型——教育型和温情型勾勒出了雏形。

耐人寻味的是,叶圣陶这位非常注重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人,他最初创作的《小白船》等几篇童话却是典型的温情型作品。

到了《稻草人》,深沉凝重取代了清丽柔美,严酷的现实取代了温存的幻想世界。 这为后来的教育型作品开启了先河。 1931年,叶圣陶出版第二本童话集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,则完全注重的是教化功能。

叶圣陶创作的这一转变,尽管有诸多的原因,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乃是社会现实所致。

这也表明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。 中国是一个注重“诗教”、注重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的国度,对读者进行“诗教”,强调“文以载道”,这是历代文化人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。 这一文化态势对中国儿童文学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。 可以说中国儿童文学的每一个时期都拥有为数众多的教育型作品,教育型作品贯穿着整个百年中国儿童文学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,有叶圣陶、郭沫若等的作品,三四十年代,有陈伯吹、贺宜等的作品,五六十年代有金近、鲁兵等的作品,八十年代至新世纪,有众多作家的这类作品。 就百年中国的儿童文学状况言,注重教育型作品创作的作者队伍之庞大,教育型的作品涉及面(体裁、题材)之广,是注重其他类别创作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无法企及的。 温情型作品的萌发与教育型作品的萌发保持了同步。

但温情型作品在数量上明显少于教育型作品,而且温情型作品也没能始终贯穿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时期。 温情型作品曾在20世纪初的20年代和20世纪末的80年代出现过两次高潮。 第一次高潮以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为代表。 母爱和人格化了的大自然之爱是这一时期作品的突出特点。

温情型作品的第二次高潮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。

这一时期,温情型作品有了全面(体裁、题材)的复苏和发展,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作品。

如孙幼军、金波、曹文轩、张之路、程玮、秦文君、冰波等的作品。

新世纪初,温情型作品也有不错的表现,出现了彭学军、汤素兰、汤汤等的作品。 游戏型作品出现的时间稍晚,数量上也远不及教育型作品。 中国游戏型作品的发轫,始于20世纪30年代张天翼的童话《大林和小林》等作品。 张天翼的创作夸张、风趣,极具喜剧色彩,但其间的教化功能、讽刺意味也颇为明显。

张天翼之后相当一段时间,此类作品几近绝迹。

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方出现了任溶溶的《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》、包蕾的《猪八戒新传》,这类作品的数量并不多。

比之张天翼,任溶溶、包蕾更强调作品的幽默特质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游戏型作品创作的高潮,郑渊洁、周锐、葛冰、彭懿、高洪波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。

这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大致脉络。

帮助小读者在人生的起步阶段积累起良好的人文素养。